杂文随笔 - 拥有回忆的人
拥有回忆的人
许强
在《北回归线》的开头，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写道：“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无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这一段话写得矫揉造作，颇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但却打动了我，因为他道出了事实，如此坦白，如此激烈。
一个能说出真相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但肯定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可是随着对亨利·米勒阅读的深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说出真相的作家不仅是有勇气的人，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好作家。奥妙就在于，说出真相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天赋。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洞穿真相的，我们通常自以为是的真相，其实往往是一层迷雾。而对一名作家来说，只有将勇气与这种洞穿真相的天赋结合起来，才会赋予其言说以价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将亨利·米勒视为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真正的大作家之一，要远远高出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声名更为显赫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后两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久享盛誉，是我国许多大作家顶礼膜拜的文学偶像，但是在亨利·米勒肆无忌惮才思狂涌直逼要害的文字面前，他们却显得单薄、虚假，显露出摆弄雕虫小技的手工匠人的底色。亨利·米勒在一篇谈论创作的文章中说道：“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得以发展，我对自己作为一位作家的命运渐渐漠然，而对自己作为人的命运却愈发明确了。”（《关于创作的反思》）什么是作家的命运？什么是人的命运？难道两者是可以区分的吗？这是一个令无数作家遭受灭顶之灾的陷阱，恰恰在此，亨利·米勒一跃而出，凭借其伟大的才能与勇气将二者天衣无缝地融合为一体了。因为只有在勇敢地承受看一个人的命运时，写作才会显现出意义。歌德有一句被广为传诵的话：没有勇气就不要谈论才华。这个勇气照我的理解，就是做人的勇气。这是对亨利·米勒的精确注解，同时也是对其他无数作家一针见血的否定。
任何涉及心灵的写作都带有强烈的回忆色彩。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抒写时，他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自己。体验、想像、观察以及对世界的评判等等，都包容在这个“自己”里面，“自己”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当作者在想像的空间里跋涉时，他的目光和血却渗透在字里行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写作是作者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生命体的一次回忆，而这种回忆的目光和血是否真实有力，全在于作者如何将自己的天赋与勇气有机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你是在承受着一个作家的命运，还是在承受着一个人的命运？首先是做一个人，其次才谈得上成为一个作家。好作家的文字背后都有着一双观察世界洞穿真相的清澈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赋予文字以神奇的力量。亨利 ·米勒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意义，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是一个拥有回忆的人，因为他面对着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血肉丰满与自己赤诚相见的人。相形之下，许多作家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丧失了回忆的人，他们不是太想成为一个作家，就是太在乎自己是一个作家了，以至沉迷于一些舶来的空洞观念之中胡言乱语。
当一个作家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时，他要么是缺乏天赋，要么是缺乏勇气，要么是二者俱缺。三者必居其一。一个丧失回忆的人也就丧失了言说的能力，他唯一能够面对的就是纸上的文字。许多作家因此落入技巧的圈套，沦为江湖上耍把式的卖艺者之流。无可置疑，艺术当然需要完善创新的技巧，但只有在鲜活准确的文字指引下，技巧才会具备审美的力量。可悲的是，写作者们在大力展示技巧时，由于缺失了文字后那一双“人的眼睛”，致使所写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丧失了活力，丧失了所指的意义。“石头”变成烂泥，“温暖”变成燥热，“个性”变成精神狂躁症，“死亡”变成假寐，“感动”变成无病呻吟，“生命”变成驱赶鸟雀的稻草人，“大师”变成迎风招展的酒旗，“人文关怀”变成追名逐利的遮羞布，“批判”变成党同伐异，而所谓的“风格”，不过是一则违背广告法的虚假广告。这些带引号的词汇，大量地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构成了现时代我国文学的先锋特征、美文特征。由于无法面对自己，写作者们都在急不可耐地与西方的、拉美的文学大师（当然还有我们伟大的鲁迅）进行自我认同，津津乐道于在某某某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真的看到自己了吗？聪明的读者，会因此感到尴尬，其景况就像在看一出戏，当台上的演员不慎出乖露丑时，台下的观众也会因此莫名其妙地感到难堪一样。而那些成为镜子的大师们，则肯定会因此而发出恶作剧般的笑声。
亨利·米勒说：“我不相信任何词语，无论它怎样错落有致，构思精美，但我却相信超出词语之外、且词语所难以充分描绘的语言。除了在语文学家的头脑里，字词是不单独存在的，离开了语言，就失去了生命。大家都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昭示于人。对于心底清纯的人，最难辨认的笔迹也会明白无误。”（《关于创作的反思》）
“我具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显露的一切缺点。我不得不以全新的方式，像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那样，去重新学习思考、感觉和观察，这是世上最难不过的事了。尽管我知道有危险，还是勇敢地投入激流。绝大多数艺术家也跃入了激流，但他们脖子上套着救生圈，而往往正是这些救生圈使他们沉入水底。”（《关于创作的反思》）
“一个人应随时成为艺术家，最终根本不当艺术家，而只成为一件艺术品。”（《和平，真是好极了》）
阅读亨利·米勒是一次感觉与想像力的清醒复苏，就像鲁迅的文字，总是能够以一种单刀直入的方式，刺穿阅读者长满厚茧的心灵，释放出尘封已久的真实回忆，让你的目光恢复清澈，血液重新流动，惟有在这种时刻，艺术才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就如一棵生机盎然的大树上，缀满了嫩绿的枝叶。那个让我深感沮丧的夏天，由于亨利·米勒的出现，从而变得气氛热烈起来。不是因为大师，也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一个拥有回忆的人对另一个人的启示。缘于这种启示，我们对艺术对文字才怀有着非同寻常的敬畏与感激。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
许强
在《北回归线》的开头，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写道：“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无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这一段话写得矫揉造作，颇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但却打动了我，因为他道出了事实，如此坦白，如此激烈。
一个能说出真相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但肯定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可是随着对亨利·米勒阅读的深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说出真相的作家不仅是有勇气的人，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好作家。奥妙就在于，说出真相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天赋。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洞穿真相的，我们通常自以为是的真相，其实往往是一层迷雾。而对一名作家来说，只有将勇气与这种洞穿真相的天赋结合起来，才会赋予其言说以价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将亨利·米勒视为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真正的大作家之一，要远远高出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声名更为显赫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后两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久享盛誉，是我国许多大作家顶礼膜拜的文学偶像，但是在亨利·米勒肆无忌惮才思狂涌直逼要害的文字面前，他们却显得单薄、虚假，显露出摆弄雕虫小技的手工匠人的底色。亨利·米勒在一篇谈论创作的文章中说道：“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得以发展，我对自己作为一位作家的命运渐渐漠然，而对自己作为人的命运却愈发明确了。”（《关于创作的反思》）什么是作家的命运？什么是人的命运？难道两者是可以区分的吗？这是一个令无数作家遭受灭顶之灾的陷阱，恰恰在此，亨利·米勒一跃而出，凭借其伟大的才能与勇气将二者天衣无缝地融合为一体了。因为只有在勇敢地承受看一个人的命运时，写作才会显现出意义。歌德有一句被广为传诵的话：没有勇气就不要谈论才华。这个勇气照我的理解，就是做人的勇气。这是对亨利·米勒的精确注解，同时也是对其他无数作家一针见血的否定。
任何涉及心灵的写作都带有强烈的回忆色彩。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抒写时，他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自己。体验、想像、观察以及对世界的评判等等，都包容在这个“自己”里面，“自己”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当作者在想像的空间里跋涉时，他的目光和血却渗透在字里行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写作是作者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生命体的一次回忆，而这种回忆的目光和血是否真实有力，全在于作者如何将自己的天赋与勇气有机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你是在承受着一个作家的命运，还是在承受着一个人的命运？首先是做一个人，其次才谈得上成为一个作家。好作家的文字背后都有着一双观察世界洞穿真相的清澈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赋予文字以神奇的力量。亨利 ·米勒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意义，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是一个拥有回忆的人，因为他面对着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血肉丰满与自己赤诚相见的人。相形之下，许多作家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丧失了回忆的人，他们不是太想成为一个作家，就是太在乎自己是一个作家了，以至沉迷于一些舶来的空洞观念之中胡言乱语。
当一个作家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时，他要么是缺乏天赋，要么是缺乏勇气，要么是二者俱缺。三者必居其一。一个丧失回忆的人也就丧失了言说的能力，他唯一能够面对的就是纸上的文字。许多作家因此落入技巧的圈套，沦为江湖上耍把式的卖艺者之流。无可置疑，艺术当然需要完善创新的技巧，但只有在鲜活准确的文字指引下，技巧才会具备审美的力量。可悲的是，写作者们在大力展示技巧时，由于缺失了文字后那一双“人的眼睛”，致使所写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丧失了活力，丧失了所指的意义。“石头”变成烂泥，“温暖”变成燥热，“个性”变成精神狂躁症，“死亡”变成假寐，“感动”变成无病呻吟，“生命”变成驱赶鸟雀的稻草人，“大师”变成迎风招展的酒旗，“人文关怀”变成追名逐利的遮羞布，“批判”变成党同伐异，而所谓的“风格”，不过是一则违背广告法的虚假广告。这些带引号的词汇，大量地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构成了现时代我国文学的先锋特征、美文特征。由于无法面对自己，写作者们都在急不可耐地与西方的、拉美的文学大师（当然还有我们伟大的鲁迅）进行自我认同，津津乐道于在某某某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真的看到自己了吗？聪明的读者，会因此感到尴尬，其景况就像在看一出戏，当台上的演员不慎出乖露丑时，台下的观众也会因此莫名其妙地感到难堪一样。而那些成为镜子的大师们，则肯定会因此而发出恶作剧般的笑声。
亨利·米勒说：“我不相信任何词语，无论它怎样错落有致，构思精美，但我却相信超出词语之外、且词语所难以充分描绘的语言。除了在语文学家的头脑里，字词是不单独存在的，离开了语言，就失去了生命。大家都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昭示于人。对于心底清纯的人，最难辨认的笔迹也会明白无误。”（《关于创作的反思》）
“我具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显露的一切缺点。我不得不以全新的方式，像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那样，去重新学习思考、感觉和观察，这是世上最难不过的事了。尽管我知道有危险，还是勇敢地投入激流。绝大多数艺术家也跃入了激流，但他们脖子上套着救生圈，而往往正是这些救生圈使他们沉入水底。”（《关于创作的反思》）
“一个人应随时成为艺术家，最终根本不当艺术家，而只成为一件艺术品。”（《和平，真是好极了》）
阅读亨利·米勒是一次感觉与想像力的清醒复苏，就像鲁迅的文字，总是能够以一种单刀直入的方式，刺穿阅读者长满厚茧的心灵，释放出尘封已久的真实回忆，让你的目光恢复清澈，血液重新流动，惟有在这种时刻，艺术才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就如一棵生机盎然的大树上，缀满了嫩绿的枝叶。那个让我深感沮丧的夏天，由于亨利·米勒的出现，从而变得气氛热烈起来。不是因为大师，也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一个拥有回忆的人对另一个人的启示。缘于这种启示，我们对艺术对文字才怀有着非同寻常的敬畏与感激。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