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 - 远远近近的文化
远远近近的文化
这里是分别以“生死”、“梦”、“自然”、“夜”为主题的四组文章，是中、法两国学者第一次就同一个题目进行写作的尝试。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的人的人生体验和个人感悟的差异，无疑带来了异质文化的碰撞、接触和沟通。没有比照就没有真正的认知，相信在这种“同”与“异”的比较中，读者能够对地域、文化与历史产生更多的思考。
小妹到哪里去了？
□汤一介
我原来有两个妹妹，一个我把她叫大妹，比我小一岁多；另一个把她叫小妹，比我小三岁。在我六岁时，小妹因患痢疾死去了，是死在医院里的。在小妹住院期间，我也去看过她一两次，但常常是母亲一人去看她，因为怕我被传染。因此，我常常问母亲：“小妹什么时候回家？”母亲总是回答：“她的病快好了，过几天就回家。”后来，母亲常常哭泣，我不知为什么，当再问她“小妹什么时候回家”时，母亲向我说：“小妹不回来了，到天上去享福去了。”这是我最初接触到“死”的问题，当时我觉得“死”并不可怕，不过是到另外一个比我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去罢了。
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着不少的关于“死”后到另一世界的记载。最早的记载也许是在古代的诗歌集《诗经》中，其中有一首诗叫《大雅·下武》的，文中有一句“三后在天”，是说周武王的前三代太王、季王、文王，说他们死后精灵都到天上去了。《神仙传》中记载着一段故事说，汉初的淮南王刘安服食了仙药，并把药倒在他的房子周围，这样不仅他自己而且在他房子里的鸡犬也一起升天了。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有一张“帛画”，上面画着三重世界，最上重似乎是天上，中间一重似乎是人间，最下一重似乎是地下（但并不像那种可怕的地狱），每重世界里都有人物。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文献中已说人有”魂”和“魄”，在人死后“魂”归于“天”， “魄”归于“地”，我想那幅“帛画”大概是反映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古代文献记载中，许多英雄历史人物或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如黄帝、老子、真武大帝、魏存华（女仙人）都有“白日升天”或死后到天上世界的故事。传说中，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由于他在涿鹿地方和另一部族领袖蚩尤打了一仗，并且取得了胜利，据《史记》记载，在黄帝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庆功，在荆山脚下铸了一个宝鼎。鼎在中国是权力的象征。为了祝贺宝鼎铸造的成功，召开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天上诸神和八方百姓都来祝贺，热闹非凡。在庆功会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从云中探下来一条大尾巴，黄帝知道这是来迎接他上天的，就抓住这条神龙的尾巴，上到龙背，升上天了。所以在中国古书上常常把“死” 解释为“归”，也就是说“死”无非是“归天”罢了，并不可怕。我们如果读《庄子》或《列子》就可以读到，庄周和列御寇这类的思想家把“生死”看成无非是气聚和气散，气聚就生成为人，气散而死归于“太虚”。东晋时张湛《列子·杨朱篇目注》中说：“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灭。暂聚者，终散；暂灭者，归虚。”张湛认为，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东西）只是气的暂时聚合。暂时聚合的东西终究要消散；暂时有精神生命的东西终究又会回到“太虚”之中。张湛还进一步认为，人如果了解了“暂聚者，终散；暂灭者，归虚”，那他就对“生死”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不会去执着暂时的生灭聚散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而可以超脱生死，也不会对”死”有所恐惧了。而庄子也认为，“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因此人对“生死”的态度应该是“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种中国传统的思想看法，往往也影响着一般人对“生死”的看法，认为“死”是“归天”，或者是到天上去享受比人间更美好的生活。
死亡是一颗印章盖在饱含泪水的信上
□艾克沙·李比雄
基督徒相信肉体的复活和不朽。他们相信，大约两千年前，耶稣—— 天主之子和天主自身——在巴勒斯坦化为人身，“除了罪孽”，在任何事情上他接受了人的条件。耶稣·基督受难者，（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希腊词）意为救世主或天主的使者，是由一位名叫马利亚的贞女所生。他被其所属之犹太民族的宗教权威判处死刑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复活。他就这样战胜了死亡，并从此使那些追随他的人们得以有一天在天上带着他们的肉体，通过他和依靠他与他会合。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一条通道：它属于尘世的生命但同时通向永恒的生命。它因此丧失了对于活人的大部分权势。所以，最初的基督徒不惧怕死亡，为了信仰毫不犹豫地面对折磨。此外，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瘟疫带来的死亡率在基督徒中远远小于在其他人中间。事实上，基督徒不是将患者扔到大街上而是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将得到永生。在基督教传播的几个世纪里，民间文化将死亡纳入日常生活之中，将死亡当作可以让生命扩展到来世的一个事件。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床上，在亲人中间死去。死亡是一个家庭、社会和宗教事件，它提醒人们人的命运是永恒的幸福。
科学的进步改变了这一切。医生一心只想治病救人，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个失败。他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来治疗肉体，却将肉体完全置于这个人的生活背景之外。并且，因为这些技术的实施要求一个越来越特殊的环境，患者进入了一个没有给死亡留下余地的医疗世界。今天，很多人孤独地死在紧急抢救的治疗室里，这样的环境是极有效率的，但却可怕地缺乏人情味。医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将死亡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与此同时抛弃基督教的社会发展趋势损害了关于来世的信仰。生活的视野变得狭小了，提及或准备死亡的一切都逐渐遭到回避。死亡不再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本是衰老的自然归宿，但衰老也被从它的背景中剥离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变得狭小了。
1984年底，我父亲去世之前十年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他在危急状态下被紧急送到巴黎的一家大医院。他在那里呆了几天，孤身一人，赤裸裸地被绑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我们只能通过一扇窗户看他。他活下来了，但他要我们许诺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让他承受这样的考验。 “我觉得自己甚至连动物都不如：我只不过成了一样东西，技术人员手中的一件物品，那些技术人员关心的只是在我身上的生命，而不是我这个人。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孤独。我想在自己的家里死去：我再也不想同治疗激战了。”
正如对我影响甚大的托马斯·菲力普神父所说的那样：“人们让你活下去，但不给你生活的趣味。”
当他知道每个夜晚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睡觉时，最后的几个月他是怎么过来的？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来世，他怎样度过最后的时刻？我永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曾经多么希望守在他的床前，陪伴他度过最后时刻。但现在我知道我甚至不能参加他的葬礼，我只能停留在对最后一次谈话的回忆中，就像在我的一生中有了一个不真实的巨大空洞，一次未完成的服丧。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乐黛云
孔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也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持；水则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着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常常能够明察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某种标准或规则，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活跃的、乐观的。仁爱之人则和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智、仁、勇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勇是智和仁的结果。像山一样坚忍不拔，像水一样勇往直前，这就是一个崇高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长寿的人。直到现在，爱山、爱水，以山和水为自己人生的楷模仍然是我，也是许多中国人的最高追求。
在宇宙的玻璃罩下，自然像胃一样躁动
□安娜·索瓦涅阿尔戈
为了尽可能地让平静和安稳填饱肚子，欧洲人制造算法和界标，他们吞食门槛，台阶，方位标，因为所有这一切能给予一定的重量，一种均衡，一种安静，一种极端谨慎，所有这一切能平衡小船，减缓动物性。动物采取了植物的方式，不停地铺展，扩张，生长。人类则与动植物相反，采取了石头的方式。他们在其动物肉体内部构思一种不会腐烂的种仁：灼热的灵魂的熔岩滴，真正属于自我的石头。
东方人不愿走向大自然却喜欢以灵魂来铺设自然，他们在脖颈四周带上超自然的护身符，用指端来核实护身符是否总牢牢扣紧。这就是他们的永恒的卵石。他们想，“花儿是怎样地缠绕着岩石直至岩石变成了花或花变成了岩石，动物的皮肤在我们城门口的竿上是怎样地啪啪作响，我们，我们属于星辰。”他们对自身敏感的躯体提出异议，这个躯体只包含着堆积在易腐败物上的变量。如果有某个东西在大自然中保持不变，这只可能是思维，只要它摆脱了所有动物的后遗症。在思维开始硬化时，人类在他们柔软的细胞内提前进行了石头的著名计算，人类渴望一种更缓慢的坚硬化。
同时，他们通过思维的望远镜观察自然，被架设在窗口的鲜活的战栗的欧洲人的灵魂对外部世界感到义愤填膺。怎么回事呢：陆地世界陷落，沸腾，像梦幻一样。而这梦幻的色彩不需要经过漂白，只需季节的钟鼓转过一个刻痕就会使事物混杂起来，使一些事物在另一些中逐渐褪色吗？为了理出头绪，人们只能指望智力的标记。这就是在引导欧洲人到自然中探险的道路上的第一块小拇指大的石子。他们如此害怕孤立和生命的转瞬即逝以致用无价值的小部分词汇或甚至可能仅仅一种思想，一件在黑夜中闪亮的珠宝来加重每件真实的事物。柏拉图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块智慧石，其中囊括和存储了所有自然包含的可变思想的凝块，并将它以经久不变的形式发送到人群的漩涡之外。他算了算，最好是只发掘大自然的原版思想，而不要相信动物的指示。为了从太尖刻太刺激的身体的工作状态转入冷静的恒定的智力中去，他颤微微地尽可能将他的躯体收回到精神的护身符内。
约在公元前390年，柏拉图在雅典的马路上边行走边思索时就思考到了秩序。他所到之处，都看透了那漂浮于外表之下的结构。他轻视表皮。更甚的是，他不喜欢生物的放荡和混乱的哀鸣，他不喜欢那些生物扭动身躯招人耳目，渴望混居，然后又不满足地分开，形成新的联系。实际上，他从他思维的舞台剔除了爱闲逛人的蠢动，彩色的墙饰，油煎的味道，拥挤，而不是执着于这些易逝的表面。他只留住风景的大线条，石头建筑，经久的柱廊。他的精神闪电极其短暂，如同一架照相机的曝光时间太长了以致最快的外表没有时间使他感光就消失了。他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精神，但是事实上他在我们身上发现了阻止我们垂涎别的事物的那种令人殚精竭虑的静止、固执，极度忠于自我秩序的禀赋和性格的力量。这就是我对于他所羡慕的那种既定的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喜好。当他要求人们不再相信外表时，难道这不正表明他生前更喜欢固定的排列，固体物质稳定的能量组织，特别是对水晶倍加钟情。水晶能增生，但是总以一种恭敬的虔诚沿着相同的秩序轨迹行进。柏拉图想离开生物圈回到永恒，他想完成我们石头完成的旅行，而我们是在大自然最迟钝缓慢对变化最不敏感的存在物之中进行的旅行。对完美的追求表明柏拉图丝毫不满足于他的生存环境。他想用他的呼吸和体液摆脱神经质的谦卑。血液流干，眼泪停止流淌，它们转化成冰，凝固为星星和雪的精美结晶。潮湿的跳动的心脏雾气腾腾，器官痉挛使他不能再动弹，使他筋疲力尽。他渴望石头的金属硬度，如果他环视四周活生生的自然界他会拒绝生物的那种彼此交流沟通的兴味，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看的想被看见，所有听的叫喊出声为着被听到，所有触摸的走向前为着被触摸到。（阿雷德，《精神生活》，第1卷，《思想》篇由吕西娜·洛特安热译自英文译文，由P．U．F．出版，1981年，第 44页。）
柏拉图从他的精神中剔除了生物的太迅速的表演，抬眼仰望星辰。星辰的规律性与它们的移动方式同样令人惊讶，因为它们在空中呈圆形交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几乎不再涉及运动，更多是涉及一种永恒的可见形式。与宇宙蔚蓝的规律相比，陆地上的自然界与一个浸泡的球相似，一具无遮无拦的动物腐尸。在宇宙的玻璃罩下，自然像胃一样躁动。
由此引自柏拉图的思想是繁星点缀的深蓝色夜空。星星沿着永恒的方向转动并以一种表现其神圣的超脱的高度在自然的空中移动。但柏拉图的思想不是将希腊的夜空关闭在外的舱。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学生小石板上面用粉笔形象地表现出的固体几何题，以及连接成网的点和一些注意事项。从地球的土壤中看去，星星用虚线以热闹而明亮的地图的形式描绘了世界的蒙太奇图表。由此，去用外推法计算完美的固体，最持久的星座……大部分天体有与几何图形同样抽象、同样论证清晰的特征。星星不叹息，不在外表上向外界开放。它们没有受到苦涩的渴望被品味、被感知和被触摸的伤害。它们从认识中解放出来。它们像石头一样拒绝有感觉。
柏拉图弄错了，他眼光外在的敏锐不是来自对自然的放弃，而是他对我们石头做了X光透视。他相信发现的一切是精神，然而事实是他以其智力出奇的敏感发现了所有构成我们石头特点的东西。因此，柏拉图在想从自然界逃遁的同时也赋予思维以特权。他转动目光，或夜晚，朝向星星们的内部结构在电影宽银幕上的投射，或白天，朝向永恒的源泉，太阳——最后的石头，伟大的光轮！
梦，编码的语言
□莫里斯·伯莱
夜里，有各种影像向入睡者袭来。这些故事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没有衔接，东拉西扯，超出了常理。当人睡醒了，觉得梦是疯狂的（疯子，就是那些我们认为是醒着做梦的人）。
在不久前，这还是所谓摩登时代的西方人的感受：梦是百无一用的。真正的人性就是自知自制，理智遵循思想的秩序，只相信清晰、明确、实验和事实。简言之，现实对立于梦境就像理智对立于一个诞妄的想象的产物一样。
这一肯定的认识受到了些许动摇。要是做梦人把梦说出来（不管怎么样，他梦醒时总能重温或重构梦境），要是他听任梦中故事的影像接踵而来，这就好像一个业已消失的大陆在向他开启。浮想联翩，往事重现，那些被遗忘的场景、埋藏在广袤沃土中的记忆开始浮现，就像一座被浪吞没的小岛在海上重新呈现。
所以梦就像是一种编码的语言——错了位、变了形——那里有的全是些理智不敢去聆听的话语。那里需要的是暗夜的松弛，抛舍开在白天看似真实可靠、确信无疑的事物。事实上，梦为我们展现的是另一种真实，在夜的褶皱里，当身心松懈下来，那些向外界关闭的思想就从深处冒出来，毫不设防，那是他日间操劳所不能参悟的自身的蕴藏。
魂儿从哪里来
□金丝燕
乡下的日子过得散漫，外婆从来不说我。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大溪，还有兔兔家。兔兔和我弟弟小鸥同岁，住对面。他有个姐姐，叫永仙，比我大一倍，十四岁。
兔兔在家最小，不用干活。他的肚子出奇地大，肚脐眼圆圆地往外突。大人说是因为没吃够。
其实，他家就数他有东西吃了。吃饭时，他碗里总有菜。平时，他妈妈还会掏出手帕包，打开，给几分钱，买碗辣米粉。
永仙没这个口福。她每天去打柴。各家都吃完了，她才挑柴回家。院里的大厨房合用，我注意到她家那方桌上好像什么也没了，她从柴灶上的大锅里盛碗饭，往碗里再倒点开水冲泡饭吃。
我们俩合得来，她不怎么说话，我很少不说话。晚上的油灯下，她总是笑着听。有时也作个结论。比如：那个在大溪淹死的男孩，永仙肯定他能找到他妈妈，魂儿出窍了。鹅头的妈妈生下鹅头就死了，永仙认为是因为她没在家生鹅头，做梦魂儿出窍，路生回不来了。
人做梦，魂暂时离开身体，去出游。梦里魂通冥间。魂若回不来，人就死了。魂离开后去投生别的胎。投动物的还是人的，要看积德的情况。
永仙晚上的任务是哄兔兔睡。其实兔兔也等不到她哄，一上床就着了。不过他睡不稳。过一阵儿哼一下。这时，永仙会轻轻喊一句： “魂儿回来啊”。白天，兔兔挺着肚子出来玩时我问过他，魂儿去哪儿玩了。他瞪着眼看我，不知所问。
我弟弟小欧睡觉和平时一样和气，梦魂的路比较熟，永仙很羡慕。
灯火阑珊处何当共剪西窗烛
□唐克扬
本来，中国就是一个易于产生痛苦的心灵与心灵的苦痛的国度。她的地域辽阔，即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清代，使用专用驿道和各地快马，百里轮流不停地递送，官府的加急文书从都城北京也要一月有余才到达南端的广州．更何况有时是安步当车的小民？每一次远游与分离常常意味着从此与亲人们隔如云端。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也由于古代户籍制度的相对宽松，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少年时有“壮游”的传统，成年后，也常随官职升迁，人事变动而辗转于各地。这使得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写作于行旅之中，而出色的诗人，艺术家也常在旅途中寻求灵感，甚至常常是客死在行路之途。对于夜晚尤炽的思慕、离别的苦痛，他们较一般人有着更深的体味。
古国命运多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少有几年风平浪静，唐代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国力强盛，治下有的人终其一生未见战乱，已属奇迹，被誉为“贞观之治”。然而这只是短暂的例外，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少不了灭绝性的战争，王朝更迭时全国人口时常减少一半，一切都化为焦土，五百年前的木结构地面建筑几乎是荡然无存；她的子民，中国人，又是承受着世界历史上最长的专制统治的民族，古老的道统讲求的不是个人价值和个性表现，谦谦君子的外表后面往往是精神内抑的沉重负担……有那么一个时期，当我们的祖先在巫史文化的迷狂中苏醒过来时，面对苦难人生的他们看到的是长生的虚妄，世事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他们一度也陷入了同样的迷惘—— 那是和我孩提时代曾产生的一样的困惑，也是人生最根本和最深刻的迷惘。面对漫漫长夜和“我们往何处去的？”的内心诘难，有一些声音和处于衰亡中的罗马人说出了同样的答案：既然浮生有限，何不秉烛夜游？
于是，颓废与放纵成为平凡人生中必由的一种体验，也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成为对长得没有尽头的夜的一种无声的反抗。他们通宵达旦地聊天进食，饮酒作乐，直到失去了对于美酒的味觉，失去了对于时间的感知，宛如刘伶醉酒，一醉数月……皇帝们可以大张灯火更乱日夜，狎游者躲进了情人的锦被，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围聚于牌桌旁，一圈圈地搓着麻将，漫无边际地计较着小小的输赢。对于放纵的夜晚的这种爱好发展到极致时，统治者丢掉了江山，小民们进了班房，于是会有人出来指斥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当，会有人追悔夜阑行为的失检，待到天明酒醒，一切又复归于道貌岸然，只有隐隐的头痛还向你提示着宣泄里那个并未曾得到解答的疑难。
其实，灯火阑珊处未尝不是人生的一道风景，兴味索然时的山穷水竭，未尝不是人生真实况味的一丝流露。在古代，那个技术和知识都极为有限的世界里，人们没有像今天一般的傲慢与浅陋，在畏惧于长夜的萧索的同时，在痛饮狂歌作乐达旦的同时，中国人多少也保留了一分清醒，保留了一分对那自在的寂静的敬重。有许多故事和诗句，提到了那些错愕无言的时刻：
——“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片刻曾为一位夜游浔阳江畔，感怀于琵琶女的身世的诗人的心灵所拥有过，精妙绝伦的音乐固然是不可多得的，可那”大珠小珠落玉盘”间片刻让人屏息的寂静也是更精妙的“绝响”，那是一个单纯的古代世界里的寂静。
——在丰子恺先生一幅画中，一位笃信佛教，却也对世事亲情充满了真爱的艺术家用寥寥数笔在纸上画出半卷的帘栊，几盏残茶，一弯新月，宛然“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的意境。人散后，不是室空如洗，而是还残留着一缕欢乐的痕迹，被把玩的茶盏分明还有些许的余温。
——“却话巴山夜雨时”，羁留在宦途上的旅人思恋着远方的爱侣，山洪暴涨，夜雨如泄，他知道是不可能很快回到恋人身边了，可是，在诗中他仍要安慰她，给她以遥遥的期许，不是“归期未期”吗？可终究是有一天，我们能共对西窗，谈起这巴山雨夜的孤独的……
多么静美，恬淡而又混合着一缕淡淡忧伤的意境！这样的意境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悲剧性命运的清醒认识之上的，然而，有了如此的认识，依然保存着一分不悔的期许，那流露在嘴角的些许苦涩仍撞不住面对着阑珊灯火的淡然一笑，这“悲欣交集”，怅悯里仍不失希望的意味或许才是最可贵的，才是中国式美学的迷人之处。
一条无始无终的路
□马尔蒂斯·拉芬
夜连着拂晓，就如黎明又将会合着夜，这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我要跨过那隔开了长着野草和淡紫色绒菊的花园的古老生锈的大门，走向黎明。
带着灌木的荆棘，苍白的太阳撕裂了世界蓝色的帷幕。沟壑深处的白草仍在与蛛网织成的陷阱搏斗。这是黎明的神秘时刻，既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大地的心脏用僵化的节奏微微开始拍打着翅膀。天空停在大草坪的篱笆上，曙光冒险探向未知的领域。夜从来没有可以数星星那么漫长，黎明的第一阵脚步太过仓促，而不能想象白天将会是什么，太阳从天空冒出，仿佛一只船在橙色的泡沫中摇晃。在它冲浪前，我背靠在大门附近的粗糙的老橡树上，出神地，溶在这所有的诞生中，不敢打扰石头中的玫瑰的苏醒。我本来非常担心盗走了新火的秘密，这火准备让大地燃烧，就像耶酥复活。
听多了杨树间风儿的歌唱．谁知道黎明过去我会不会去寻找爱情呢。因为夜给梦想者以孤独，却给情人们以亲密。它把相聚时欢愉的亲密让给白天。夜更喜欢沉默，而昼则偏好语言。但是，假如夜里的喁喁情话像圣约翰夜晚的火一样燃烧，那么所有白天的情话都难以启齿。在温柔的夜里，爱情应会延续到无限，到永恒。夜消逝后，淡蓝色的黎明在拂晓的薄雾里快步而过……那么，将所有爱的渴望藏在夜幕的褶皱里吧。夜晚也许比黎明更懂得许多古老的情歌，但是在黑暗中，我们对它的建议置若罔闻……
神秘主义者因此有理由怀疑那些诗人，那些情歌的创作者。在得到爱情之前，必须袒露自我。干涸的夜可以让人学习这一点。爱并不是儿戏，不是快速完成的活计。
昙花一现的爱情会知道所爱的人在哪儿呢？它们也许会毫无目的地一再开始，穿越从黄昏到黎明，从黎明到黄昏的这同一条道路却永远碰不到所爱的人。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
这里是分别以“生死”、“梦”、“自然”、“夜”为主题的四组文章，是中、法两国学者第一次就同一个题目进行写作的尝试。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的人的人生体验和个人感悟的差异，无疑带来了异质文化的碰撞、接触和沟通。没有比照就没有真正的认知，相信在这种“同”与“异”的比较中，读者能够对地域、文化与历史产生更多的思考。
小妹到哪里去了？
□汤一介
我原来有两个妹妹，一个我把她叫大妹，比我小一岁多；另一个把她叫小妹，比我小三岁。在我六岁时，小妹因患痢疾死去了，是死在医院里的。在小妹住院期间，我也去看过她一两次，但常常是母亲一人去看她，因为怕我被传染。因此，我常常问母亲：“小妹什么时候回家？”母亲总是回答：“她的病快好了，过几天就回家。”后来，母亲常常哭泣，我不知为什么，当再问她“小妹什么时候回家”时，母亲向我说：“小妹不回来了，到天上去享福去了。”这是我最初接触到“死”的问题，当时我觉得“死”并不可怕，不过是到另外一个比我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去罢了。
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着不少的关于“死”后到另一世界的记载。最早的记载也许是在古代的诗歌集《诗经》中，其中有一首诗叫《大雅·下武》的，文中有一句“三后在天”，是说周武王的前三代太王、季王、文王，说他们死后精灵都到天上去了。《神仙传》中记载着一段故事说，汉初的淮南王刘安服食了仙药，并把药倒在他的房子周围，这样不仅他自己而且在他房子里的鸡犬也一起升天了。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有一张“帛画”，上面画着三重世界，最上重似乎是天上，中间一重似乎是人间，最下一重似乎是地下（但并不像那种可怕的地狱），每重世界里都有人物。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文献中已说人有”魂”和“魄”，在人死后“魂”归于“天”， “魄”归于“地”，我想那幅“帛画”大概是反映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古代文献记载中，许多英雄历史人物或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如黄帝、老子、真武大帝、魏存华（女仙人）都有“白日升天”或死后到天上世界的故事。传说中，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由于他在涿鹿地方和另一部族领袖蚩尤打了一仗，并且取得了胜利，据《史记》记载，在黄帝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庆功，在荆山脚下铸了一个宝鼎。鼎在中国是权力的象征。为了祝贺宝鼎铸造的成功，召开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天上诸神和八方百姓都来祝贺，热闹非凡。在庆功会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从云中探下来一条大尾巴，黄帝知道这是来迎接他上天的，就抓住这条神龙的尾巴，上到龙背，升上天了。所以在中国古书上常常把“死” 解释为“归”，也就是说“死”无非是“归天”罢了，并不可怕。我们如果读《庄子》或《列子》就可以读到，庄周和列御寇这类的思想家把“生死”看成无非是气聚和气散，气聚就生成为人，气散而死归于“太虚”。东晋时张湛《列子·杨朱篇目注》中说：“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灭。暂聚者，终散；暂灭者，归虚。”张湛认为，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东西）只是气的暂时聚合。暂时聚合的东西终究要消散；暂时有精神生命的东西终究又会回到“太虚”之中。张湛还进一步认为，人如果了解了“暂聚者，终散；暂灭者，归虚”，那他就对“生死”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不会去执着暂时的生灭聚散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而可以超脱生死，也不会对”死”有所恐惧了。而庄子也认为，“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因此人对“生死”的态度应该是“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种中国传统的思想看法，往往也影响着一般人对“生死”的看法，认为“死”是“归天”，或者是到天上去享受比人间更美好的生活。
死亡是一颗印章盖在饱含泪水的信上
□艾克沙·李比雄
基督徒相信肉体的复活和不朽。他们相信，大约两千年前，耶稣—— 天主之子和天主自身——在巴勒斯坦化为人身，“除了罪孽”，在任何事情上他接受了人的条件。耶稣·基督受难者，（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希腊词）意为救世主或天主的使者，是由一位名叫马利亚的贞女所生。他被其所属之犹太民族的宗教权威判处死刑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复活。他就这样战胜了死亡，并从此使那些追随他的人们得以有一天在天上带着他们的肉体，通过他和依靠他与他会合。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一条通道：它属于尘世的生命但同时通向永恒的生命。它因此丧失了对于活人的大部分权势。所以，最初的基督徒不惧怕死亡，为了信仰毫不犹豫地面对折磨。此外，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瘟疫带来的死亡率在基督徒中远远小于在其他人中间。事实上，基督徒不是将患者扔到大街上而是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将得到永生。在基督教传播的几个世纪里，民间文化将死亡纳入日常生活之中，将死亡当作可以让生命扩展到来世的一个事件。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床上，在亲人中间死去。死亡是一个家庭、社会和宗教事件，它提醒人们人的命运是永恒的幸福。
科学的进步改变了这一切。医生一心只想治病救人，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个失败。他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来治疗肉体，却将肉体完全置于这个人的生活背景之外。并且，因为这些技术的实施要求一个越来越特殊的环境，患者进入了一个没有给死亡留下余地的医疗世界。今天，很多人孤独地死在紧急抢救的治疗室里，这样的环境是极有效率的，但却可怕地缺乏人情味。医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将死亡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与此同时抛弃基督教的社会发展趋势损害了关于来世的信仰。生活的视野变得狭小了，提及或准备死亡的一切都逐渐遭到回避。死亡不再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本是衰老的自然归宿，但衰老也被从它的背景中剥离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变得狭小了。
1984年底，我父亲去世之前十年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他在危急状态下被紧急送到巴黎的一家大医院。他在那里呆了几天，孤身一人，赤裸裸地被绑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我们只能通过一扇窗户看他。他活下来了，但他要我们许诺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让他承受这样的考验。 “我觉得自己甚至连动物都不如：我只不过成了一样东西，技术人员手中的一件物品，那些技术人员关心的只是在我身上的生命，而不是我这个人。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孤独。我想在自己的家里死去：我再也不想同治疗激战了。”
正如对我影响甚大的托马斯·菲力普神父所说的那样：“人们让你活下去，但不给你生活的趣味。”
当他知道每个夜晚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睡觉时，最后的几个月他是怎么过来的？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来世，他怎样度过最后的时刻？我永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曾经多么希望守在他的床前，陪伴他度过最后时刻。但现在我知道我甚至不能参加他的葬礼，我只能停留在对最后一次谈话的回忆中，就像在我的一生中有了一个不真实的巨大空洞，一次未完成的服丧。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乐黛云
孔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也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持；水则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着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常常能够明察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某种标准或规则，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活跃的、乐观的。仁爱之人则和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智、仁、勇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勇是智和仁的结果。像山一样坚忍不拔，像水一样勇往直前，这就是一个崇高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长寿的人。直到现在，爱山、爱水，以山和水为自己人生的楷模仍然是我，也是许多中国人的最高追求。
在宇宙的玻璃罩下，自然像胃一样躁动
□安娜·索瓦涅阿尔戈
为了尽可能地让平静和安稳填饱肚子，欧洲人制造算法和界标，他们吞食门槛，台阶，方位标，因为所有这一切能给予一定的重量，一种均衡，一种安静，一种极端谨慎，所有这一切能平衡小船，减缓动物性。动物采取了植物的方式，不停地铺展，扩张，生长。人类则与动植物相反，采取了石头的方式。他们在其动物肉体内部构思一种不会腐烂的种仁：灼热的灵魂的熔岩滴，真正属于自我的石头。
东方人不愿走向大自然却喜欢以灵魂来铺设自然，他们在脖颈四周带上超自然的护身符，用指端来核实护身符是否总牢牢扣紧。这就是他们的永恒的卵石。他们想，“花儿是怎样地缠绕着岩石直至岩石变成了花或花变成了岩石，动物的皮肤在我们城门口的竿上是怎样地啪啪作响，我们，我们属于星辰。”他们对自身敏感的躯体提出异议，这个躯体只包含着堆积在易腐败物上的变量。如果有某个东西在大自然中保持不变，这只可能是思维，只要它摆脱了所有动物的后遗症。在思维开始硬化时，人类在他们柔软的细胞内提前进行了石头的著名计算，人类渴望一种更缓慢的坚硬化。
同时，他们通过思维的望远镜观察自然，被架设在窗口的鲜活的战栗的欧洲人的灵魂对外部世界感到义愤填膺。怎么回事呢：陆地世界陷落，沸腾，像梦幻一样。而这梦幻的色彩不需要经过漂白，只需季节的钟鼓转过一个刻痕就会使事物混杂起来，使一些事物在另一些中逐渐褪色吗？为了理出头绪，人们只能指望智力的标记。这就是在引导欧洲人到自然中探险的道路上的第一块小拇指大的石子。他们如此害怕孤立和生命的转瞬即逝以致用无价值的小部分词汇或甚至可能仅仅一种思想，一件在黑夜中闪亮的珠宝来加重每件真实的事物。柏拉图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块智慧石，其中囊括和存储了所有自然包含的可变思想的凝块，并将它以经久不变的形式发送到人群的漩涡之外。他算了算，最好是只发掘大自然的原版思想，而不要相信动物的指示。为了从太尖刻太刺激的身体的工作状态转入冷静的恒定的智力中去，他颤微微地尽可能将他的躯体收回到精神的护身符内。
约在公元前390年，柏拉图在雅典的马路上边行走边思索时就思考到了秩序。他所到之处，都看透了那漂浮于外表之下的结构。他轻视表皮。更甚的是，他不喜欢生物的放荡和混乱的哀鸣，他不喜欢那些生物扭动身躯招人耳目，渴望混居，然后又不满足地分开，形成新的联系。实际上，他从他思维的舞台剔除了爱闲逛人的蠢动，彩色的墙饰，油煎的味道，拥挤，而不是执着于这些易逝的表面。他只留住风景的大线条，石头建筑，经久的柱廊。他的精神闪电极其短暂，如同一架照相机的曝光时间太长了以致最快的外表没有时间使他感光就消失了。他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精神，但是事实上他在我们身上发现了阻止我们垂涎别的事物的那种令人殚精竭虑的静止、固执，极度忠于自我秩序的禀赋和性格的力量。这就是我对于他所羡慕的那种既定的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喜好。当他要求人们不再相信外表时，难道这不正表明他生前更喜欢固定的排列，固体物质稳定的能量组织，特别是对水晶倍加钟情。水晶能增生，但是总以一种恭敬的虔诚沿着相同的秩序轨迹行进。柏拉图想离开生物圈回到永恒，他想完成我们石头完成的旅行，而我们是在大自然最迟钝缓慢对变化最不敏感的存在物之中进行的旅行。对完美的追求表明柏拉图丝毫不满足于他的生存环境。他想用他的呼吸和体液摆脱神经质的谦卑。血液流干，眼泪停止流淌，它们转化成冰，凝固为星星和雪的精美结晶。潮湿的跳动的心脏雾气腾腾，器官痉挛使他不能再动弹，使他筋疲力尽。他渴望石头的金属硬度，如果他环视四周活生生的自然界他会拒绝生物的那种彼此交流沟通的兴味，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看的想被看见，所有听的叫喊出声为着被听到，所有触摸的走向前为着被触摸到。（阿雷德，《精神生活》，第1卷，《思想》篇由吕西娜·洛特安热译自英文译文，由P．U．F．出版，1981年，第 44页。）
柏拉图从他的精神中剔除了生物的太迅速的表演，抬眼仰望星辰。星辰的规律性与它们的移动方式同样令人惊讶，因为它们在空中呈圆形交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这几乎不再涉及运动，更多是涉及一种永恒的可见形式。与宇宙蔚蓝的规律相比，陆地上的自然界与一个浸泡的球相似，一具无遮无拦的动物腐尸。在宇宙的玻璃罩下，自然像胃一样躁动。
由此引自柏拉图的思想是繁星点缀的深蓝色夜空。星星沿着永恒的方向转动并以一种表现其神圣的超脱的高度在自然的空中移动。但柏拉图的思想不是将希腊的夜空关闭在外的舱。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学生小石板上面用粉笔形象地表现出的固体几何题，以及连接成网的点和一些注意事项。从地球的土壤中看去，星星用虚线以热闹而明亮的地图的形式描绘了世界的蒙太奇图表。由此，去用外推法计算完美的固体，最持久的星座……大部分天体有与几何图形同样抽象、同样论证清晰的特征。星星不叹息，不在外表上向外界开放。它们没有受到苦涩的渴望被品味、被感知和被触摸的伤害。它们从认识中解放出来。它们像石头一样拒绝有感觉。
柏拉图弄错了，他眼光外在的敏锐不是来自对自然的放弃，而是他对我们石头做了X光透视。他相信发现的一切是精神，然而事实是他以其智力出奇的敏感发现了所有构成我们石头特点的东西。因此，柏拉图在想从自然界逃遁的同时也赋予思维以特权。他转动目光，或夜晚，朝向星星们的内部结构在电影宽银幕上的投射，或白天，朝向永恒的源泉，太阳——最后的石头，伟大的光轮！
梦，编码的语言
□莫里斯·伯莱
夜里，有各种影像向入睡者袭来。这些故事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没有衔接，东拉西扯，超出了常理。当人睡醒了，觉得梦是疯狂的（疯子，就是那些我们认为是醒着做梦的人）。
在不久前，这还是所谓摩登时代的西方人的感受：梦是百无一用的。真正的人性就是自知自制，理智遵循思想的秩序，只相信清晰、明确、实验和事实。简言之，现实对立于梦境就像理智对立于一个诞妄的想象的产物一样。
这一肯定的认识受到了些许动摇。要是做梦人把梦说出来（不管怎么样，他梦醒时总能重温或重构梦境），要是他听任梦中故事的影像接踵而来，这就好像一个业已消失的大陆在向他开启。浮想联翩，往事重现，那些被遗忘的场景、埋藏在广袤沃土中的记忆开始浮现，就像一座被浪吞没的小岛在海上重新呈现。
所以梦就像是一种编码的语言——错了位、变了形——那里有的全是些理智不敢去聆听的话语。那里需要的是暗夜的松弛，抛舍开在白天看似真实可靠、确信无疑的事物。事实上，梦为我们展现的是另一种真实，在夜的褶皱里，当身心松懈下来，那些向外界关闭的思想就从深处冒出来，毫不设防，那是他日间操劳所不能参悟的自身的蕴藏。
魂儿从哪里来
□金丝燕
乡下的日子过得散漫，外婆从来不说我。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大溪，还有兔兔家。兔兔和我弟弟小鸥同岁，住对面。他有个姐姐，叫永仙，比我大一倍，十四岁。
兔兔在家最小，不用干活。他的肚子出奇地大，肚脐眼圆圆地往外突。大人说是因为没吃够。
其实，他家就数他有东西吃了。吃饭时，他碗里总有菜。平时，他妈妈还会掏出手帕包，打开，给几分钱，买碗辣米粉。
永仙没这个口福。她每天去打柴。各家都吃完了，她才挑柴回家。院里的大厨房合用，我注意到她家那方桌上好像什么也没了，她从柴灶上的大锅里盛碗饭，往碗里再倒点开水冲泡饭吃。
我们俩合得来，她不怎么说话，我很少不说话。晚上的油灯下，她总是笑着听。有时也作个结论。比如：那个在大溪淹死的男孩，永仙肯定他能找到他妈妈，魂儿出窍了。鹅头的妈妈生下鹅头就死了，永仙认为是因为她没在家生鹅头，做梦魂儿出窍，路生回不来了。
人做梦，魂暂时离开身体，去出游。梦里魂通冥间。魂若回不来，人就死了。魂离开后去投生别的胎。投动物的还是人的，要看积德的情况。
永仙晚上的任务是哄兔兔睡。其实兔兔也等不到她哄，一上床就着了。不过他睡不稳。过一阵儿哼一下。这时，永仙会轻轻喊一句： “魂儿回来啊”。白天，兔兔挺着肚子出来玩时我问过他，魂儿去哪儿玩了。他瞪着眼看我，不知所问。
我弟弟小欧睡觉和平时一样和气，梦魂的路比较熟，永仙很羡慕。
灯火阑珊处何当共剪西窗烛
□唐克扬
本来，中国就是一个易于产生痛苦的心灵与心灵的苦痛的国度。她的地域辽阔，即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清代，使用专用驿道和各地快马，百里轮流不停地递送，官府的加急文书从都城北京也要一月有余才到达南端的广州．更何况有时是安步当车的小民？每一次远游与分离常常意味着从此与亲人们隔如云端。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也由于古代户籍制度的相对宽松，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少年时有“壮游”的传统，成年后，也常随官职升迁，人事变动而辗转于各地。这使得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写作于行旅之中，而出色的诗人，艺术家也常在旅途中寻求灵感，甚至常常是客死在行路之途。对于夜晚尤炽的思慕、离别的苦痛，他们较一般人有着更深的体味。
古国命运多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少有几年风平浪静，唐代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国力强盛，治下有的人终其一生未见战乱，已属奇迹，被誉为“贞观之治”。然而这只是短暂的例外，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少不了灭绝性的战争，王朝更迭时全国人口时常减少一半，一切都化为焦土，五百年前的木结构地面建筑几乎是荡然无存；她的子民，中国人，又是承受着世界历史上最长的专制统治的民族，古老的道统讲求的不是个人价值和个性表现，谦谦君子的外表后面往往是精神内抑的沉重负担……有那么一个时期，当我们的祖先在巫史文化的迷狂中苏醒过来时，面对苦难人生的他们看到的是长生的虚妄，世事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他们一度也陷入了同样的迷惘—— 那是和我孩提时代曾产生的一样的困惑，也是人生最根本和最深刻的迷惘。面对漫漫长夜和“我们往何处去的？”的内心诘难，有一些声音和处于衰亡中的罗马人说出了同样的答案：既然浮生有限，何不秉烛夜游？
于是，颓废与放纵成为平凡人生中必由的一种体验，也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成为对长得没有尽头的夜的一种无声的反抗。他们通宵达旦地聊天进食，饮酒作乐，直到失去了对于美酒的味觉，失去了对于时间的感知，宛如刘伶醉酒，一醉数月……皇帝们可以大张灯火更乱日夜，狎游者躲进了情人的锦被，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围聚于牌桌旁，一圈圈地搓着麻将，漫无边际地计较着小小的输赢。对于放纵的夜晚的这种爱好发展到极致时，统治者丢掉了江山，小民们进了班房，于是会有人出来指斥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当，会有人追悔夜阑行为的失检，待到天明酒醒，一切又复归于道貌岸然，只有隐隐的头痛还向你提示着宣泄里那个并未曾得到解答的疑难。
其实，灯火阑珊处未尝不是人生的一道风景，兴味索然时的山穷水竭，未尝不是人生真实况味的一丝流露。在古代，那个技术和知识都极为有限的世界里，人们没有像今天一般的傲慢与浅陋，在畏惧于长夜的萧索的同时，在痛饮狂歌作乐达旦的同时，中国人多少也保留了一分清醒，保留了一分对那自在的寂静的敬重。有许多故事和诗句，提到了那些错愕无言的时刻：
——“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片刻曾为一位夜游浔阳江畔，感怀于琵琶女的身世的诗人的心灵所拥有过，精妙绝伦的音乐固然是不可多得的，可那”大珠小珠落玉盘”间片刻让人屏息的寂静也是更精妙的“绝响”，那是一个单纯的古代世界里的寂静。
——在丰子恺先生一幅画中，一位笃信佛教，却也对世事亲情充满了真爱的艺术家用寥寥数笔在纸上画出半卷的帘栊，几盏残茶，一弯新月，宛然“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的意境。人散后，不是室空如洗，而是还残留着一缕欢乐的痕迹，被把玩的茶盏分明还有些许的余温。
——“却话巴山夜雨时”，羁留在宦途上的旅人思恋着远方的爱侣，山洪暴涨，夜雨如泄，他知道是不可能很快回到恋人身边了，可是，在诗中他仍要安慰她，给她以遥遥的期许，不是“归期未期”吗？可终究是有一天，我们能共对西窗，谈起这巴山雨夜的孤独的……
多么静美，恬淡而又混合着一缕淡淡忧伤的意境！这样的意境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悲剧性命运的清醒认识之上的，然而，有了如此的认识，依然保存着一分不悔的期许，那流露在嘴角的些许苦涩仍撞不住面对着阑珊灯火的淡然一笑，这“悲欣交集”，怅悯里仍不失希望的意味或许才是最可贵的，才是中国式美学的迷人之处。
一条无始无终的路
□马尔蒂斯·拉芬
夜连着拂晓，就如黎明又将会合着夜，这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我要跨过那隔开了长着野草和淡紫色绒菊的花园的古老生锈的大门，走向黎明。
带着灌木的荆棘，苍白的太阳撕裂了世界蓝色的帷幕。沟壑深处的白草仍在与蛛网织成的陷阱搏斗。这是黎明的神秘时刻，既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大地的心脏用僵化的节奏微微开始拍打着翅膀。天空停在大草坪的篱笆上，曙光冒险探向未知的领域。夜从来没有可以数星星那么漫长，黎明的第一阵脚步太过仓促，而不能想象白天将会是什么，太阳从天空冒出，仿佛一只船在橙色的泡沫中摇晃。在它冲浪前，我背靠在大门附近的粗糙的老橡树上，出神地，溶在这所有的诞生中，不敢打扰石头中的玫瑰的苏醒。我本来非常担心盗走了新火的秘密，这火准备让大地燃烧，就像耶酥复活。
听多了杨树间风儿的歌唱．谁知道黎明过去我会不会去寻找爱情呢。因为夜给梦想者以孤独，却给情人们以亲密。它把相聚时欢愉的亲密让给白天。夜更喜欢沉默，而昼则偏好语言。但是，假如夜里的喁喁情话像圣约翰夜晚的火一样燃烧，那么所有白天的情话都难以启齿。在温柔的夜里，爱情应会延续到无限，到永恒。夜消逝后，淡蓝色的黎明在拂晓的薄雾里快步而过……那么，将所有爱的渴望藏在夜幕的褶皱里吧。夜晚也许比黎明更懂得许多古老的情歌，但是在黑暗中，我们对它的建议置若罔闻……
神秘主义者因此有理由怀疑那些诗人，那些情歌的创作者。在得到爱情之前，必须袒露自我。干涸的夜可以让人学习这一点。爱并不是儿戏，不是快速完成的活计。
昙花一现的爱情会知道所爱的人在哪儿呢？它们也许会毫无目的地一再开始，穿越从黄昏到黎明，从黎明到黄昏的这同一条道路却永远碰不到所爱的人。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