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 - 外语：文化还是工具
外语：文化还是工具
许纪霖
日前，我收到了母校华东师大出版社寄赠的两册样书，一册为《英国文化选本》，另一册是《美国文化选本》。因为不是自己行当的书籍，照例是随便翻翻。不想，这随便一翻，竟生发出许多感慨。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学者文豪，比如钱钟书、吴宓、梁遇春、叶公超等等皆出自外文系。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不仅仅因为他们外语好，更重要的是学贯中西，文史哲，无一不通，可谓传统意义上的通人。中国的人才培养，一向注重通才教育，知识本是一个整体，焉能隔裂得支离破碎？及至西风东渐，中国的教育开始欧化，有了学科的分工，于是专家生逢其时，通才教育开始向专才教育变化。
不过，以我的了解，解放前的大学教育，即使有专业的分工，也是粗略的，先是分为理学院与文学院，随后文科中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分家，有法学院与文学院。传统的文史哲，包括外语，就留在文学院里，尽管门庭自立，却亲如一家，无论师长还是学生，跨系间的兼课或选科犹如邻居间的串门。陈寅恪是清华历史系下的聘书，但在中文系还有兼课。朱自清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来却成为清华中文系的名教授，没有人大惊小怪，指责他们非科班出身，或不务正业。
在文科各系中，外语系诸师生似乎又是得天独厚。按照《围城》里的描写，外语系除了被学理工的瞧不起之外，文科的其余同行统统在其之下。这当然与五四以后中国学界逐渐形成的崇洋媚外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外文系施行通才教育，不仅传习语言，而且教授西洋的经典文化，鼓励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曾经做过清华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先生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于是，外文系出来的学生，在学识学养上自然要高出一筹，钱钟书、梁遇春这样的天才脱颖而出，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外语系再也不是研习西洋文化的伊甸园，而成为生产翻译专才的工厂。外语本来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场景相联系的文化，在我们这里却被曲解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一种失去了内在灵魂的工具性语言。这种曲解，一开始是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将语言的形式与其资产阶级的内容分离，如今却演变为一种实用的、工具理性的观念，将外语作为出国、晋级、谈生意、炫耀身份的敲门砖。世界本来只有一门英语，一门与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英语，而在中国却冒出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孽种，什么科技英语、商贸英语、旅游英语、托福英语等等。从表面来看，英语而今在中国真是大行其道，颇有取代中文之势，但它早就失去了自身的家园，失去了原来的文化之根。一个托福考６００多分的外语系学生可以对英美的历史文化懵然无知，一个满嘴洋文的高级白领竟然只读《文化苦旅》、《丰乳肥臀》，而不知洛克、休谟为何方人杰。而在堂堂高等学府，外语系的师生之所以令人羡慕，不再是因为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而仅仅是因为毕业以后可以找一个好饭碗，或者干起第二职业来适应面广。外语人才真的成为各行各业都欢迎的万金油。
然而，这盒万金油，除了论翻译，一谈到文史哲，即使是英美的，却是破绽百出，其知识之贫乏、学问之浅薄，到了令人难堪之程度。这自然怪不得外语系的莘莘学子，当初他们都是百里挑一，以拔尖之成绩考入外语系的。但几十年来形成的外语教学弊端，使得他们只识语言，不知文化，或者只晓得文体之美妙，却无法领略个中哲理之奥妙。章太炎老先生当年颇瞧不起为洋人服务的翻译，将其列为人群中之末等，而今如此之不堪的外语教学，岂非在重新制造那失落了灵魂的末等人才？
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语教育家开始正视其中之弊，试图突出重围，接上半个世纪以前那种文史哲贯通的教育传统，那种曾经培养了钱钟书、梁遇春等一代巨匠的通才教育。我在文首提到的那两册选本，就是这一观念导引下的产物。编者杨自伍先生，乃资深翻译家杨岂深先生的公子，与我曾有一面之缘。他在前言中坦言：“当今之世，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由博返约的治学之道难以薪传，由是专家辈出，而大学问家寥若晨星。”他以为，要改变这一格局，似乎需要提倡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融文史哲为一炉，使学问扎根于广义文化的土壤。因此，这两册选本，不似以前所习见的那种纯文学的英美文选，而是以文为主，兼及史哲，不仅收录英美文学大家的散文精品，而且也选入诸如休谟、密尔、怀特海德、伯林、汉密尔顿、米德和李普曼等思想大师的传世隽文。通观下来，英美两国的精神文化传统，大致可窥其脉络。而且是中英文对照，既可直接感受原文之精妙，又能比照诸位翻译名家的译文，从容比较两种语言背后文化内涵的微妙区别。
我想，那些考托福的、学商贸英语的、做涉外生意的，如果在课外业余，都来读一读这两本书，想必会有事半功倍之收获。多一点翻译的技能还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受一点英美文化的熏陶，而这样的精神熏陶，本来似乎应该是研习英语的真正意义所在。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文精神日趋稀缺、工具理性愈加发达的俗世里，谋生的营当太令人着迷，而灵魂的再造差不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
许纪霖
日前，我收到了母校华东师大出版社寄赠的两册样书，一册为《英国文化选本》，另一册是《美国文化选本》。因为不是自己行当的书籍，照例是随便翻翻。不想，这随便一翻，竟生发出许多感慨。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学者文豪，比如钱钟书、吴宓、梁遇春、叶公超等等皆出自外文系。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不仅仅因为他们外语好，更重要的是学贯中西，文史哲，无一不通，可谓传统意义上的通人。中国的人才培养，一向注重通才教育，知识本是一个整体，焉能隔裂得支离破碎？及至西风东渐，中国的教育开始欧化，有了学科的分工，于是专家生逢其时，通才教育开始向专才教育变化。
不过，以我的了解，解放前的大学教育，即使有专业的分工，也是粗略的，先是分为理学院与文学院，随后文科中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分家，有法学院与文学院。传统的文史哲，包括外语，就留在文学院里，尽管门庭自立，却亲如一家，无论师长还是学生，跨系间的兼课或选科犹如邻居间的串门。陈寅恪是清华历史系下的聘书，但在中文系还有兼课。朱自清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来却成为清华中文系的名教授，没有人大惊小怪，指责他们非科班出身，或不务正业。
在文科各系中，外语系诸师生似乎又是得天独厚。按照《围城》里的描写，外语系除了被学理工的瞧不起之外，文科的其余同行统统在其之下。这当然与五四以后中国学界逐渐形成的崇洋媚外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外文系施行通才教育，不仅传习语言，而且教授西洋的经典文化，鼓励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曾经做过清华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先生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于是，外文系出来的学生，在学识学养上自然要高出一筹，钱钟书、梁遇春这样的天才脱颖而出，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外语系再也不是研习西洋文化的伊甸园，而成为生产翻译专才的工厂。外语本来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场景相联系的文化，在我们这里却被曲解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一种失去了内在灵魂的工具性语言。这种曲解，一开始是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将语言的形式与其资产阶级的内容分离，如今却演变为一种实用的、工具理性的观念，将外语作为出国、晋级、谈生意、炫耀身份的敲门砖。世界本来只有一门英语，一门与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英语，而在中国却冒出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孽种，什么科技英语、商贸英语、旅游英语、托福英语等等。从表面来看，英语而今在中国真是大行其道，颇有取代中文之势，但它早就失去了自身的家园，失去了原来的文化之根。一个托福考６００多分的外语系学生可以对英美的历史文化懵然无知，一个满嘴洋文的高级白领竟然只读《文化苦旅》、《丰乳肥臀》，而不知洛克、休谟为何方人杰。而在堂堂高等学府，外语系的师生之所以令人羡慕，不再是因为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而仅仅是因为毕业以后可以找一个好饭碗，或者干起第二职业来适应面广。外语人才真的成为各行各业都欢迎的万金油。
然而，这盒万金油，除了论翻译，一谈到文史哲，即使是英美的，却是破绽百出，其知识之贫乏、学问之浅薄，到了令人难堪之程度。这自然怪不得外语系的莘莘学子，当初他们都是百里挑一，以拔尖之成绩考入外语系的。但几十年来形成的外语教学弊端，使得他们只识语言，不知文化，或者只晓得文体之美妙，却无法领略个中哲理之奥妙。章太炎老先生当年颇瞧不起为洋人服务的翻译，将其列为人群中之末等，而今如此之不堪的外语教学，岂非在重新制造那失落了灵魂的末等人才？
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语教育家开始正视其中之弊，试图突出重围，接上半个世纪以前那种文史哲贯通的教育传统，那种曾经培养了钱钟书、梁遇春等一代巨匠的通才教育。我在文首提到的那两册选本，就是这一观念导引下的产物。编者杨自伍先生，乃资深翻译家杨岂深先生的公子，与我曾有一面之缘。他在前言中坦言：“当今之世，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由博返约的治学之道难以薪传，由是专家辈出，而大学问家寥若晨星。”他以为，要改变这一格局，似乎需要提倡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融文史哲为一炉，使学问扎根于广义文化的土壤。因此，这两册选本，不似以前所习见的那种纯文学的英美文选，而是以文为主，兼及史哲，不仅收录英美文学大家的散文精品，而且也选入诸如休谟、密尔、怀特海德、伯林、汉密尔顿、米德和李普曼等思想大师的传世隽文。通观下来，英美两国的精神文化传统，大致可窥其脉络。而且是中英文对照，既可直接感受原文之精妙，又能比照诸位翻译名家的译文，从容比较两种语言背后文化内涵的微妙区别。
我想，那些考托福的、学商贸英语的、做涉外生意的，如果在课外业余，都来读一读这两本书，想必会有事半功倍之收获。多一点翻译的技能还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受一点英美文化的熏陶，而这样的精神熏陶，本来似乎应该是研习英语的真正意义所在。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文精神日趋稀缺、工具理性愈加发达的俗世里，谋生的营当太令人着迷，而灵魂的再造差不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四柱培训班 邵伟华 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