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笔 - 中国的学阀制度与学阀传统
中国的学阀制度与学阀传统
虚待斋主人
第132期《西湖评论》有一篇《细品〈西湖评论〉》的文章，是一位读者写来的对辩论的感想。我读完之后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代表相当多的一部分读者的意见。我也是《西湖评论》的一个普通读者，也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和同是读者的破月探讨一下他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至少我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确很有见地。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养成了明哲保身的习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缺乏表达自我的勇气？破月君也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一下原因，你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严酷残忍的学阀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学阀传统，在很多历史时期都牢牢禁锢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那些敢于表达自我的知识分子，轻则丢官受罪穷困潦倒，重则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被诛灭九族。我觉得需要创立一门分支史学，就是《中国学阀史》（也许已经有了，只是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应该对中国古代的学阀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现在就试着勾勒一下“中国学阀史”的主要轮廓，线条很粗，只怕还很不全面很不准确。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诸侯纷争、烽火连天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伟人倍出的时代，那个时代无疑是没有学阀的。那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忙于战争，没有精力理会知识分子的各种学说，更不谈不上迫害知识分子。他们还需要搜罗政治、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人才，才能在战乱纷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没有被禁锢过，也是无法禁锢的。你这个国家想禁锢某某人的思想，某某人马上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宣扬。
中国历史上迫害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秦始皇。他迫害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是韩非。而他之所以要杀掉韩非，正是因为他接受了韩非的法家思想。法家有一个思想，就是君主一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会服从命令，不会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这一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杀掉了韩非本人。而等他统一了中国之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践这一思想，那就是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的所有思想，都埋掉烧掉。
秦朝很快灭亡，接下来的汉朝统治者，比秦始皇要聪明。他们发现像秦始皇那样把所有的思想都消灭掉，不是聪明的做法。人长了脑子就要思想，你不让他思想是不行的；何况有的思想还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用价值。他们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应该是禁止他们思想，而是灌输给他们有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让他们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去思想。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的书到了汉朝，就被尊为“经”，而其他诸子百家，只能称为“子”。在汉朝，要想做官就必须“治经”，就是要弄通一部儒家的经书。皇帝还经常召集知识分子开会，让他们互相辩论，但辩论的主题只能是一个：经。谁辩论得好，谁就会被皇帝重用。辩论的时候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只能引用经书上的话。皇帝还发动一个活动：“注经”，就是要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去钻研经书，挖掘出经书中每一个字的“微言大义”。据说，发展到最后，学者们可以就经书中的某一个字，随便洋洋洒洒写出一万字的文章。这种挖掘微言大义的方法，在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比方鲁迅的文章，就有许多地方找出了连鲁迅本人可能也想象不到的微言大义。
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骨子里的统治方法，还是法家那一套，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关于儒家法家的问题，我有时间再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不讲。反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像孔子、老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所有思想的禁锢，就连那被“独尊”的儒家，实际上也被禁锢起来，因为孔子的话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能再否定反驳了，也就根本不可能向前发展。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阀，无疑是董仲舒。
汉朝衰亡之后中国又走向分裂，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比汉朝时削弱了，但并未消除，曹操杀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但“独尊儒术”的局面毕竟被打破了，于是中国文化迎来了第二次大繁荣。道家学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度压倒了儒家，道教是在汉末出现，在这个时期才逐渐被部分统治阶级接受。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国的，但直到这个时期才得以本土化，发展成为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的文化体系。儒家学说也打破了汉代裹足不前的局面，吸收了道家、佛家的一些营养，有了新的发展。中国文化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
隋朝很短暂，而唐朝则是一个在统一局面下没有学阀制度的历史时期。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但“以诗取士”，没有把儒家经书同做官联系起来。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定道教为国教（因为传说老子也姓李），但唐朝的许多皇帝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在唐朝蓬勃发展。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也是在唐朝传入中国，并且都能够生存并发展起来。唐朝前期，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盛世”的五十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那是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时代，几乎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也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时代。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使唐朝迅速走向战乱和衰落，又经过五代十国，到北宋才勉强统一，但统一的疆域还不到唐朝的一半。北宋统治者已开始禁锢思想，宰相赵普就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统治者主要还是在军事和政治上考虑维护统治的问题，没等想到思想禁锢这方面就玩完了。而到了南宋，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学阀制度”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礼教的一块基石，朱熹也成了那个时期最伟大的学阀。
朱熹作为学阀，与董仲舒不同。董仲舒有统治者支持，是说一不二的，谁反对他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朱熹还没有得到统治者支持，还有个陆象山在同他辩论。朱熹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学阀，他主张“代圣贤立言”，就是说所有的道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都已经说透了，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重复他们的话解释他们的话就行了。朱熹还把孟子抬出来。孔子是个温柔敦厚的长者，是不怕学生反驳他的，还向学生承认过错误；孟子则不然，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容不得任何人反驳，辩不过就狡辩（比如他用“水之就下”来论证“性本善”）。朱熹抬出孟子有种种原因，但原因之一就是要确立程朱理学的学阀制度。
南宋最后被蒙古灭亡，蒙古族只统治了九十年，就被赶回到荒漠戈壁了。在元朝，民族矛盾压倒了一切矛盾，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也包含在民族歧视之中，因而也没有建立起明显的学阀制度。
如果说南宋时程朱理学建立起来的学阀制度，只局限在学术界思想界，没有暴力维护，那么，明朝统治者将它扩大到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范围，并且用政治暴力来维护了。孟子因为藐视君主，不为朱元璋喜欢，但朱熹老先生的牌位，已经被放到孔庙里尊为圣人。明朝的科举制度实行“八股取士”，文章的形式已经被严格地确定为八段，文章的内容也被确定为《四书五经》上的话和朱熹解释《四书五经》的话，不能有别的话，更不能有自己的话。朱熹解释《论语》的“学而实习之”是“学如鸟习飞也”，如果考试出“学而实习之”这个题目，那你一定要写“学如鸟习飞也”，不能写别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四书五经》上的话和朱熹解释《四书五经》的话都背得一字不差，那就肯定是状元。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只会是没有思想的复印机，不会是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
这个时代的学阀制度，是用政治暴力来维护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知识分子只要稍微离经叛道，就要被满门抄斩。李贽就是因为反对封建礼教而被处死的。
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但学阀制度较之明朝尤有严酷和残忍。清朝的知识分子都去研究“小学”，就是考据训诂之学，正是因为严酷的学阀制度使他们不敢研究前人的思想，能做的只是订正前人的文字。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层出不穷，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多谈了。
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学阀制度开始松动。从林则徐、魏源开始，知识分子又有了自己的思想，到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终于通过戊戌变法废除了科举制度，也就标志着学阀制度也同时被废除。但也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竭力维护它，直到民国建立，还有许多军阀想“尊孔读经”，许多前清遗老想“复古”。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在学术上根除了学阀制度，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
但学阀制度是不是就此终结了呢？不是，还有“文革”。十年浩劫里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打倒，外来文化也不许吸收。当时流传着一句话：“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是说，除了鲁迅和《金光大道》，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被否定了。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当时学阀制度的严酷程度比清朝也不差，“文字狱”更是屡见不鲜。那个时代的学阀，最伟大的自然是“大批判”的能手姚文元，还有就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不算最伟大的秀才，还有像聂元梓这样的一批红卫兵小学阀。那个时代离现在很近，我也不多说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个时代离现在的确很近，相隔不过三十年。文革之后呢？“两个凡是”有没有学阀的意味？也值得探讨。
从上面的简单勾勒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阀制度是在汉代出现后又衰落，在南宋中兴，在明朝重新确立并发展，在清朝达到最高峰，在近代衰落瓦解，而在文革时期又死灰复燃了一下。但学阀传统呢？起码在文革过去不到三十年的今天，还远未根除。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发展，学阀制度在中国已经被消灭了。我相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学阀传统还要“传”多久？值得探讨。学阀传统是传到了具体的一个个人身上，而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那些已经被学阀传统“统”住了的人，如果不把这个“统”继续“传”给别人，那就是他生平最大的功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显然不是遗传，而是他们被学阀制度压制得太久了，哪怕是碰到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学阀，都胆战心惊。或者说，学阀传统也在他们身上作怪，他们有时也不由自主地充当着学阀。
学阀传统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１、不是探讨具体问题反驳对方的具体观点，而是对对方进行不严肃的道德评价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把对方骂为“骗子”、“妄人”“疯子”、“流氓”、“文痞”、“文棍”等等。
２、绝不容许任何人反驳他，在最明显的事实面前也绝不认错，不承认自己犯过任何一次错误，将自己打扮成道德上的圣人完人和学术上一贯正确的天才，有机会就搞一搞学术性的个人崇拜。
３、将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纲到道德问题、民族感情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让学术问题带上道德色彩、民族感情色彩乃至政治色彩，利用普通读者、一般群众的学术无知和思想保守，利用他们的正义感、民族感情、崇拜心理来打击对方。
４、企图用非学术手段剥夺对方的发言权，比如不让对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者把发表了对方论文的学术刊物乃至非学术刊物无端指责为“伪科学园地”、“道德败坏”等。
５、从不立论永远只是在驳论，顶多只是在重复传统理论和别人早已提出并得到公认的观点，而驳论时根本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不讲礼貌，并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沽名钓誉哗众取宠，骂遍天下无敌手。
６、…………
…………
既然有这样的一批大小学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明哲保身就要冒身败名裂的危险，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能单单责怪他们怯懦自私胆小怕事吗？
虚待斋主人
第132期《西湖评论》有一篇《细品〈西湖评论〉》的文章，是一位读者写来的对辩论的感想。我读完之后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代表相当多的一部分读者的意见。我也是《西湖评论》的一个普通读者，也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和同是读者的破月探讨一下他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至少我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确很有见地。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养成了明哲保身的习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缺乏表达自我的勇气？破月君也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一下原因，你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严酷残忍的学阀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学阀传统，在很多历史时期都牢牢禁锢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那些敢于表达自我的知识分子，轻则丢官受罪穷困潦倒，重则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被诛灭九族。我觉得需要创立一门分支史学，就是《中国学阀史》（也许已经有了，只是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应该对中国古代的学阀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现在就试着勾勒一下“中国学阀史”的主要轮廓，线条很粗，只怕还很不全面很不准确。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诸侯纷争、烽火连天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伟人倍出的时代，那个时代无疑是没有学阀的。那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忙于战争，没有精力理会知识分子的各种学说，更不谈不上迫害知识分子。他们还需要搜罗政治、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人才，才能在战乱纷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没有被禁锢过，也是无法禁锢的。你这个国家想禁锢某某人的思想，某某人马上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宣扬。
中国历史上迫害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秦始皇。他迫害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是韩非。而他之所以要杀掉韩非，正是因为他接受了韩非的法家思想。法家有一个思想，就是君主一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会服从命令，不会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这一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杀掉了韩非本人。而等他统一了中国之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践这一思想，那就是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的所有思想，都埋掉烧掉。
秦朝很快灭亡，接下来的汉朝统治者，比秦始皇要聪明。他们发现像秦始皇那样把所有的思想都消灭掉，不是聪明的做法。人长了脑子就要思想，你不让他思想是不行的；何况有的思想还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用价值。他们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应该是禁止他们思想，而是灌输给他们有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让他们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去思想。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的书到了汉朝，就被尊为“经”，而其他诸子百家，只能称为“子”。在汉朝，要想做官就必须“治经”，就是要弄通一部儒家的经书。皇帝还经常召集知识分子开会，让他们互相辩论，但辩论的主题只能是一个：经。谁辩论得好，谁就会被皇帝重用。辩论的时候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只能引用经书上的话。皇帝还发动一个活动：“注经”，就是要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去钻研经书，挖掘出经书中每一个字的“微言大义”。据说，发展到最后，学者们可以就经书中的某一个字，随便洋洋洒洒写出一万字的文章。这种挖掘微言大义的方法，在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比方鲁迅的文章，就有许多地方找出了连鲁迅本人可能也想象不到的微言大义。
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骨子里的统治方法，还是法家那一套，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关于儒家法家的问题，我有时间再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不讲。反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像孔子、老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所有思想的禁锢，就连那被“独尊”的儒家，实际上也被禁锢起来，因为孔子的话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能再否定反驳了，也就根本不可能向前发展。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阀，无疑是董仲舒。
汉朝衰亡之后中国又走向分裂，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比汉朝时削弱了，但并未消除，曹操杀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但“独尊儒术”的局面毕竟被打破了，于是中国文化迎来了第二次大繁荣。道家学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度压倒了儒家，道教是在汉末出现，在这个时期才逐渐被部分统治阶级接受。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国的，但直到这个时期才得以本土化，发展成为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的文化体系。儒家学说也打破了汉代裹足不前的局面，吸收了道家、佛家的一些营养，有了新的发展。中国文化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格局，初步形成。
隋朝很短暂，而唐朝则是一个在统一局面下没有学阀制度的历史时期。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但“以诗取士”，没有把儒家经书同做官联系起来。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定道教为国教（因为传说老子也姓李），但唐朝的许多皇帝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在唐朝蓬勃发展。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也是在唐朝传入中国，并且都能够生存并发展起来。唐朝前期，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盛世”的五十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那是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时代，几乎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也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时代。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使唐朝迅速走向战乱和衰落，又经过五代十国，到北宋才勉强统一，但统一的疆域还不到唐朝的一半。北宋统治者已开始禁锢思想，宰相赵普就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统治者主要还是在军事和政治上考虑维护统治的问题，没等想到思想禁锢这方面就玩完了。而到了南宋，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学阀制度”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礼教的一块基石，朱熹也成了那个时期最伟大的学阀。
朱熹作为学阀，与董仲舒不同。董仲舒有统治者支持，是说一不二的，谁反对他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朱熹还没有得到统治者支持，还有个陆象山在同他辩论。朱熹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学阀，他主张“代圣贤立言”，就是说所有的道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都已经说透了，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重复他们的话解释他们的话就行了。朱熹还把孟子抬出来。孔子是个温柔敦厚的长者，是不怕学生反驳他的，还向学生承认过错误；孟子则不然，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容不得任何人反驳，辩不过就狡辩（比如他用“水之就下”来论证“性本善”）。朱熹抬出孟子有种种原因，但原因之一就是要确立程朱理学的学阀制度。
南宋最后被蒙古灭亡，蒙古族只统治了九十年，就被赶回到荒漠戈壁了。在元朝，民族矛盾压倒了一切矛盾，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也包含在民族歧视之中，因而也没有建立起明显的学阀制度。
如果说南宋时程朱理学建立起来的学阀制度，只局限在学术界思想界，没有暴力维护，那么，明朝统治者将它扩大到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范围，并且用政治暴力来维护了。孟子因为藐视君主，不为朱元璋喜欢，但朱熹老先生的牌位，已经被放到孔庙里尊为圣人。明朝的科举制度实行“八股取士”，文章的形式已经被严格地确定为八段，文章的内容也被确定为《四书五经》上的话和朱熹解释《四书五经》的话，不能有别的话，更不能有自己的话。朱熹解释《论语》的“学而实习之”是“学如鸟习飞也”，如果考试出“学而实习之”这个题目，那你一定要写“学如鸟习飞也”，不能写别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四书五经》上的话和朱熹解释《四书五经》的话都背得一字不差，那就肯定是状元。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只会是没有思想的复印机，不会是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
这个时代的学阀制度，是用政治暴力来维护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知识分子只要稍微离经叛道，就要被满门抄斩。李贽就是因为反对封建礼教而被处死的。
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但学阀制度较之明朝尤有严酷和残忍。清朝的知识分子都去研究“小学”，就是考据训诂之学，正是因为严酷的学阀制度使他们不敢研究前人的思想，能做的只是订正前人的文字。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层出不穷，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多谈了。
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学阀制度开始松动。从林则徐、魏源开始，知识分子又有了自己的思想，到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终于通过戊戌变法废除了科举制度，也就标志着学阀制度也同时被废除。但也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竭力维护它，直到民国建立，还有许多军阀想“尊孔读经”，许多前清遗老想“复古”。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在学术上根除了学阀制度，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
但学阀制度是不是就此终结了呢？不是，还有“文革”。十年浩劫里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打倒，外来文化也不许吸收。当时流传着一句话：“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是说，除了鲁迅和《金光大道》，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被否定了。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当时学阀制度的严酷程度比清朝也不差，“文字狱”更是屡见不鲜。那个时代的学阀，最伟大的自然是“大批判”的能手姚文元，还有就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不算最伟大的秀才，还有像聂元梓这样的一批红卫兵小学阀。那个时代离现在很近，我也不多说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个时代离现在的确很近，相隔不过三十年。文革之后呢？“两个凡是”有没有学阀的意味？也值得探讨。
从上面的简单勾勒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阀制度是在汉代出现后又衰落，在南宋中兴，在明朝重新确立并发展，在清朝达到最高峰，在近代衰落瓦解，而在文革时期又死灰复燃了一下。但学阀传统呢？起码在文革过去不到三十年的今天，还远未根除。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发展，学阀制度在中国已经被消灭了。我相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学阀传统还要“传”多久？值得探讨。学阀传统是传到了具体的一个个人身上，而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那些已经被学阀传统“统”住了的人，如果不把这个“统”继续“传”给别人，那就是他生平最大的功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显然不是遗传，而是他们被学阀制度压制得太久了，哪怕是碰到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学阀，都胆战心惊。或者说，学阀传统也在他们身上作怪，他们有时也不由自主地充当着学阀。
学阀传统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１、不是探讨具体问题反驳对方的具体观点，而是对对方进行不严肃的道德评价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把对方骂为“骗子”、“妄人”“疯子”、“流氓”、“文痞”、“文棍”等等。
２、绝不容许任何人反驳他，在最明显的事实面前也绝不认错，不承认自己犯过任何一次错误，将自己打扮成道德上的圣人完人和学术上一贯正确的天才，有机会就搞一搞学术性的个人崇拜。
３、将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纲到道德问题、民族感情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让学术问题带上道德色彩、民族感情色彩乃至政治色彩，利用普通读者、一般群众的学术无知和思想保守，利用他们的正义感、民族感情、崇拜心理来打击对方。
４、企图用非学术手段剥夺对方的发言权，比如不让对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者把发表了对方论文的学术刊物乃至非学术刊物无端指责为“伪科学园地”、“道德败坏”等。
５、从不立论永远只是在驳论，顶多只是在重复传统理论和别人早已提出并得到公认的观点，而驳论时根本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不讲礼貌，并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沽名钓誉哗众取宠，骂遍天下无敌手。
６、…………
…………
既然有这样的一批大小学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明哲保身就要冒身败名裂的危险，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能单单责怪他们怯懦自私胆小怕事吗？